最近一段時間，有關各地碳達峰的實施路徑、手段和時間問題，一度存在分歧。能源、環境等一些約束性措施，也引發人們對于能否保持經濟穩步增長的擔憂。

齊魯工業大學（山東省科學院）二級研究員、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勇日前建議，完善政策措施，充分發揮市場手段的作用，優化和完善多重能源和環境約束性指標，避免其對經濟增長形成過度強約束。

日前召開的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峰碳中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要堅定不移推進，但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要堅持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范風險的原則。

周勇今天（31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央提出防止運動式減碳，及時消除了各省份或城市盲目過早碳達峰承諾的風險。但如何協同減碳，仍然是擺在各省份或城市政府決策者面前的難題，不完善的政策措施導致過早或過晚碳達峰都不可取。

“碳達峰鎖定經濟增速上限，同樣條件下，越早碳達峰經濟增速越早進入相對低速階段。”周勇認為，2029年（2030年前）是我國實現碳達峰的合理選擇，地方層面過早碳達峰或能源達峰對我國經濟增速有“強抑制效應”，將導致2035年現代化目標無法實現。有些省市已經碳達峰，但各省市必須協同合作，確保2029年全國碳達峰。

周勇介紹，其在2021年初就開展了“協同實現碳達峰目標和2035年現代化目標的策略研究”。“當時主要是擔心各地在缺乏深入研究情況下，為爭取資金或優惠政策，盲目提出過早碳達峰目標。”他說，如果這樣，要么到時完不成，輕諾寡信；要么壓制企業、壓制經濟的正常增長，削足適履。

研究結果顯示，全國碳達峰時間若由2029年提前到2025年，2021年至2030年的累積經濟損失將高達43萬億元，約為2019年GDP的43.8%。周勇介紹，研究模型顯示，在每個五年計劃碳排放強度下降18%前提下，碳達峰時經濟增速上限為4.05%。國際經驗顯示，碳達峰后實際經濟增速要遠低于這個上限。

專家認為在嚴控盲目新增“兩高”產能前提下，碳達峰時間點宜早則早、宜晚則晚。圖為某鋼鐵企業。攝影/章軻

“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增速很低時，能耗強度或碳排放強度下降幅度很?。ㄈ?020年），部分經濟低速增長的省份，不降反升。此時碳達峰將會對應經濟停滯狀態，這也是強調經濟保持一定增速的原因。”他說，在技術進步短期內不可能有大變化情況下，人為實現碳排放過早達峰，帶來的結果必然是經濟增速大跳水，國際和國內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

周勇說，借鑒經合組織（OECD）碳達峰時間點的經驗，我國碳排放量前9位的大省為河北、山東、江蘇、內蒙古、廣東、山西、遼寧、河南、新疆等，基本決定了我國碳達峰時間。其中，廣東、江蘇、遼寧等省份應該在2029年前，在嚴禁盲目新增“兩高”產業產能前提下，實現自然達峰，或在2030年通過提前十年已經明確的透明可控的“碳達峰風暴”實現達峰；河北、山東、山西、河南等省份應該和全國一樣，在2029年通過“碳達峰風暴”實現碳達峰；新疆和內蒙古則力爭和全國2029年同步實現碳達峰。

周勇建議，各省市、各行業要制定協同推進策略，避免單兵突進，影響整體戰略的實現。在符合環保標準的情況下，2030年前應當讓企業充分發揮現有先進產能，確保碳排放前9位的省份、主要碳排放行業及全國在2029年達峰。其他省市或其他行業則應根據具體情況，在嚴控盲目新增兩高產能前提下，碳達峰時間點宜早則早、宜晚則晚。

他說，2030年開始，應落實現階段制定的可預期、透明的行政和市場措施，大量淘汰落后和相對落后產能，大幅度減少行業范圍擴大后的碳交易免費碳配額，大幅度提高碳交易價格，征收碳稅等。如此才能使得2030年前有峰可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