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樁樁全民圍觀的名人、明星離婚事件，到近年熱播的《三十而已》《我的前半生》等影視劇，家庭主婦、兩性關系以及婚姻制度的話題，一次次被公眾關注和討論。

“高知+家庭主婦”的搭配，爭議不斷。知乎20多萬受訪網友中，超過60%認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選擇成為家庭主婦是一種浪費，但現實是，中國越來越多女性因各種原因選擇回歸家庭。來自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15歲及以上女性參與社會勞動的比例一直在穩步下降，從1990年的79%下降到2020年的60%。

智聯招聘發布的《2020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職場女性整體薪酬低于男性17%，職場中的女性領導者鳳毛麟角，58.25%的女性在應聘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職業性別的不平衡和生育造成的職場瓶頸，依然是職場女性面對的難題。

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中華女子學院教授李潔一直在關注那些為生育、家庭而付出身體、情感和智力勞動的女性，也一直用性別社會學方法和視角研究全職媽媽群體在全球的狀況。

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早期，育兒養老是由集體和單位制的方式來承擔的，并被納入國家公共職能。但從上世紀90年代市場化改革后，人口再生產被重新視為私人領域的事務，退還給家庭和個人。在世界范圍來看，中國女性依然是參與勞動生產比例最高的國家，這意味著一個中國家庭撫育后代時，需要同時承受就業和育兒的雙重壓力。

那些承受著養育責任的女性，究竟有哪些困境？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李潔從社會學角度闡述家庭主婦在世界各國的歷史與變遷，以及我們如何在當下重新思考個人、家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對話李潔：育兒不僅是私人的，也具有公共屬性

社會環境對全職媽媽不夠友好

第一財經：家庭主婦階層是在近代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中，在社會結構變遷、家庭結構變遷等社會變遷的背景下產生的。為什么這些年來，家庭主婦、全職太太這些詞匯，會在包括影視劇、大眾議題中被廣泛討論？

李潔：我們一般泛泛地討論家庭主婦的時候，往往把它簡化了，這個群體的復雜性就在于它是跨越不同階層的。

在西方，家庭主婦就是housewife，是在家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她們的價值很大程度上是體現在家務勞動上的。她們在經濟上處于一個依賴和依附的狀態，丈夫是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為什么大家會那么關注全職媽媽、全職太太，甚至會在明星離婚事件中帶入情緒，多少就是因為大家會把自己在日常生活當中的困境或是想象帶入到這個群體中。

像電視劇《三十而已》里的富商太太或是明星，有點像全職太太的群體；而城市里的中產家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因為照顧孩子的需要而回歸家庭的，用全職媽媽來表述更準確；還有一些可能來自一些低收入群體，她們受教育程度不高，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上就業，比如工廠女工、家政工，一旦懷孕生育，就難以應對高強度工作狀態，不得不退出勞動市場，回家帶孩子。

這些群體都可以叫做全職主婦，但她們在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和面對的具體問題上，差異非常大。比如說明星家庭，或者顧佳那樣的全職太太，關注的可能是離婚之后能否獲得相應的財產分割；從職場回歸家庭的全職媽媽，離開職場后失去社會聯系，生活被簡化，被約束在主要以家庭、家務勞動、照顧孩子為主的小圈子里，存在內心的矛盾和掙扎；低收入群體面臨的，更多是沒有工作以后，家庭整體收入減少的困境。

第一財經：你曾提到，“人的再生產”是整個人類社會得以維系的重要前提，但一直被低估和忽視。再生產勞動體量巨大，是一項需要勞動者做出理智判斷、情緒調動和身體投入的多元復雜勞動，卻難以外化、測量和復制。就你的觀察研究，中國社會對于全職媽媽的態度和理解是怎么樣的，有怎樣的變化和變遷？

李潔：很多時候，社會對全職媽媽的群體其實有挺大的爭論。對于承擔再生產勞動、照料孩子或者從事家務、沒有收入的這部分人，其實社會環境不是特別友好。

在我們上一輩，50后和60后一代都經歷過社會主義建設的集體化時期，那時候盛行的是“婦女能頂半邊天”，女性也要成為一個勞動者。如果女性不去工作，往往被視為不勞而獲，不夠“進步”和“解放”。進入到市場經濟階段，經濟收入進一步成為衡量人格獨立與否的重要標準，這些都強化了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條件下，對全職媽媽的不理解或是輕視。

有女性主義學者認為，家庭主婦在經濟上不獨立進而導致人格上的不獨立，遠離社會化大生產和公共生活，甚至面臨離婚、丈夫出軌的危機。這部分學者會呼吁，經濟獨立是女性獨立的前提，女性一定要實現就業。

現在，隨著越來越多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回歸家庭，這種看法慢慢得到疏解。很多社會也開始承認，清潔、做飯、帶孩子等照料勞動與家庭事務，也是再生產勞動的價值。另一派女性主義學者則會強調，家務勞動本身也是勞動，女性在家也付出了時間、體力和精力，甚至在育兒密集化的要求之下，這種勞動付出也是巨大的。

但一個現實情況是，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進入到正規、穩定、有社會保障體系的勞動力市場當中。如果我們脫離這一現實，僅僅單向度地倡導女性的經濟獨立和充分就業，很可能會忽視大量次級勞動力市場中女性在孕產階段的特殊境遇，和她們需要承擔家庭再生產責任的現實壓力。不解決這部分女性的現實需求，也會影響我國生育政策的落地。

“人的再生產”在整個社會結構和秩序中具有重要位置。但從女性的角度，一旦這種再生產勞動得不到真正的承認和理解，在這種話語導向下，很多年輕女性會考慮，我為什么要選擇結婚或者生育呢？

日本“去主婦化”、美國“全球照料鏈”

第一財經：日本的家庭主婦制度由來已久，無論從國家政策上給配偶是全職主婦的男性雇員減稅、設立家庭主婦的基礎養老金制度，還是在企業制度上設定終身雇傭制，以保障家庭收入穩固，都是長達數十年的積累。甚至早在1964年，日本聯合會就提出，女性在家做好賢妻良母，男性像“企業戰士”一樣拼命工作，都是在為社會發展盡自己的義務。你怎么看東亞國家家庭主婦的普遍性？

李潔：其實日本家庭主婦群體的出現，跟日本二戰后整個國家大力發展經濟、以及中產化的趨勢是密切關聯的。

在這種分工模式之下，男性其實是被“錢包”化、工具化了。他們工作時間很長，在職場先遭到一輪盤剝，回到家，孩子的教育和養家責任又完全依靠男性。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日本男性下班后不愿回家，而是去酒館借酒消愁?，F在很多日本的年輕一代甚至不愿意結婚。

日本的家庭主婦模式從各個角度來看，并沒有被證明很成功。整個日本社會對主婦群體的期待和要求很高，賢妻良母的角色分工要求主婦在外必須保持精致、溫柔的形象，在家要擅長家務。事實上也忽略了主婦內心的苦悶。

日韓采取的再生產方式，都是在私人家庭領域內部，用私人化分工的方式來解決再生產。這就導致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會遭遇困境。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日本的低生育率，目前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就是日本和韓國。

現在日本政策也在發生改變，比如倡導女性婚后實行彈性就業，倡導男女共同承擔家務等等，也開始出現“去主婦化”的趨勢。

第一財經：你曾說到一個“全球照料鏈”的觀念，在經濟發達、中產階層以上的女性群體中，會選擇用購買服務的方式去解決再生產問題。就歐美國家來說，你認為再生產的趨勢是怎樣的？

李潔：在西方社會中，全職主婦被看作一種“職業”，雖然沒有收入，社會依然承認全職主婦的價值，社會保障或福利也會體現出對再生產勞動的承認。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很多國家或多或少都會面臨不同層面的“社會再生產危機”，都要應對和處理人口再生產的話題。

歐美不同國家給出的方法，差別是非常大的。比如美國鼓勵女性就業，我們也能看到很多女性副總統、女性CEO等職業女性。這部分女性的再生產是靠市場化的方式來解決的。比如富豪階層的女性可能會雇傭一個白人中產階級幫她照料孩子和家庭；白人中產女性會選擇雇傭一個少數族裔的工人階級來照料家庭；那些低收入的有色人種女性，可能就只能請母親甚至是更邊緣的非法移民來承擔照料責任。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國內的階層差異很大。每個階層都向下一級去購買育兒服務，不斷把再生產勞動層層向下轉化，填補照料空缺。這導致的結果就是，每個女性都不再照料自己的孩子。甚至像菲律賓這樣的國家，以菲傭作為國家的支柱性經濟產業，形成一種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這種“全球照料鏈”，也導致全球性的再生產危機不斷蔓延擴張。

讓外部力量參與孩子的養育過程

第一財經：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153個國家中，以冰島為首的北歐國家在性別平等上領先全球。你怎么看北歐的再生產模式？

李潔：北歐模式經常被討論，北歐國家的經濟高度發達，社會福利也很完善。

北歐國家和女性之間，達成了一個密切的同盟。女性從懷孕、生產到養育，可以從國家和公共服務部門獲得各種物資補助、以及低價而優質的托育公共服務，這是國家對女性的扶持。同盟的另一層含義是，在北歐國家，女性的參政率是全球最高的。甚至我們看到芬蘭選出史上最年輕的“80后”女總理，她所帶領的內閣成員也基本上都是女性。

北歐的女性處于社會生活的中心，生育率高于歐洲國家平均水平，這也是北歐長久以來倡導男女平等的結果。北歐男性的帶薪育兒產假很長，父母雙方都享有32周育兒假，可以商量著自由分配。如果一人休滿一半，國家會額外給家庭頒發性別平等的獎金。這就避免了社會對女性生育的歧視。

北歐的平等育兒聽起來很美好，但似乎也很難完全照搬到中國，北歐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性別觀念和家庭模式的差異都非常大。

第一財經：你曾說過，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細胞，但家庭并不必然是勞動力代際再生產的唯一形式。中國現代家庭結構、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正經歷哪些變化和考驗，我們如何重新思考個人、家庭和社會的關系？

李潔：我覺得中國的人口再生產模式是介于美國的市場化和日本私人化之間的一種形式，當然中國又具有自己的獨特性。中國女性目前在全球的就業率是最高的，超過70%的女性是全職就業。在這個背后，育兒的照料勞動有兩種外包途徑，一種是市場化的方式，雇傭保姆；另一種更常見，是代際外包，就是由上一輩來照料。

在今天，再生產勞動依然有它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過去男性的體力勞動優勢，以及一些簡單枯燥的腦力勞動，現在可以被自動機械化、人工智能以及大數據取代。但是人口再生產勞動或者說照料勞動，依然無法被機械或者人工智能取代。這種勞動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私人性、關系性、情感性和身體性的。但凡涉及到人與人之間個性化的需求，需要有情感關注和交流環節，甚至需要有身體上的接觸的勞動，都很難被替代。

全職媽媽目前面臨的困境是，育兒這件事被私人化了，成了一個小家庭甚至是母親一個人的職責。全職媽媽之所以那么累，是因為原來的傳統社會聯系、熟人親屬和社會支持系統都被砍斷了，現代化大城市的社會公共系統，比如母嬰室這類公共設施還沒有足夠完善的支撐時，女性在育兒階段投入大量個人的時間、金錢、精力，面臨困境時也只有自己。母親獨自承擔密集化育兒，緊張焦慮，一旦過度呵護保護，也不利于養育出具有社會公共屬性的健全人格。

我們今天可能會對這種以私人家庭為核心來養育孩子的方式習以為常，但實際上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例外，這是工業時代之后才有的現象。過去有一句諺語說，“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的力量。”在非洲盧旺達，剛出生的嬰兒，會得到來自全村的幫助，村里的牛奶會優先分配給母親和新生兒。母親帶著孩子出門，如果餓了渴了，隨便敲開一戶人家的門，就能獲得幫助。

在中國歷史上，教育孩子首先是父親的責任，母親主要負責日常生活料理。傳統中國社會給父親的角色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周圍的親友、村莊、社區，很多外部的力量也會參與到一個孩子的養育成長中，孩子不僅是私人的，也具有公共屬性。這可能是我們今天在處理兒童養育和再生產勞動分擔上特別需要考慮和借鑒的視角。